唐宋文人間稱呼對方喜歡用昵稱，用昵稱稱呼對方似乎是一件特別流行、特別富有文人情趣的事情，而且這個雅號往往出自對方的成名詩句。這可以算得上是一種尊榮的稱呼。
    如唐代詩人鄭谷因鷓鴣詩得到“鄭鷓鴣”的昵稱。唐朝詩人趙嘏《長安晚秋》一詩中的名句“殘星幾點雁橫塞，長笛一聲人倚樓”，被人送上昵稱“趙倚樓”；韋莊因為名詩《秦婦吟》得到昵稱“秦婦吟秀才”。
    唐代詩人因為詩句得到昵稱，而宋代詞人的昵稱則來源于與唐詩雙峰并峙的宋詞。宋祁因為在《玉樓春·春景》中有“紅杏枝頭春意鬧”一句，得到“紅杏尚書”的昵稱；賀鑄因《青玉案·凌波不過橫塘路》中的名句“一川煙草，滿城風絮，梅子黃時雨”，而被同事送上“賀梅子”的昵稱；張先因為名句“云破月來花弄影”“嬌柔懶起，簾幕卷花影”“柔柳搖搖，墜輕絮無影”，而被朋友送上昵稱“張三影”。
    在宋代詞人的昵稱中，有一個是特別富有詩意的，那就是“櫻桃進士”。宋末詞人蔣捷因為在《一剪梅·舟過吳江》與《行香子·舟宿蘭灣》兩首詞中，出現了同曲同工的名句“紅了櫻桃，綠了芭蕉”，而被人送上昵稱“櫻桃進士”。
    蔣捷的這個“進士”頭銜與昵稱可是貨真價實的，他是宋度宗咸淳十年（1274）甲戌科進士，搭上了南宋科舉考試的最后一趟末班車。可僅僅兩年之后，南宋就滅亡了，他的進士頭銜也就光芒不再，他從此再也沒有染指仕途。
    蔣捷，字勝欲，號竹山，陽羨人。蔣捷生活在宋元之際，宋度宗咸淳十年（1274年）中進士。入元后，蔣捷一度隱居在太湖之濱的竹山，自號“竹山先生”，著有《竹山詞》，今存詞94首。
    蔣捷的生平資料有限，正史中也沒有相關的記載。對于這樣一位優秀詞人，這與他在詞作上取得的成就是極不匹配的。那究竟是什么原因呢？其實這與蔣捷生活的時代、他的性格以及他的詞風有很大的關系。
    首先一點就是蔣捷所生活的時代。入元后，蔣捷過著漂泊不定的生活。頻繁的飄零寓居與不算安穩的生活，也造成了他生平資料的缺失。
    蔣捷生活在宋元之際，入元后他沒有進入仕途，一直以南宋遺民的身份自居。由于生活缺少來源，蔣捷一直流寓在江浙一帶，過著清客的生活。
    蔣捷一度落魄，甚至到了要靠給人家抄寫書籍來換取生活費用的地步，如在《賀新郎·兵后寓吳》一詞中，就有“醉探枵囊毛錐在，問鄰翁，要寫《牛經》否？翁不應，但搖手”的記述。
    這樣的記述淋漓盡致地刻畫了詞人難以為繼的生活，他詢問老翁是否要抄寫一本《牛經》，這是一本古代獸醫方面的專業書籍，可是老翁也拒絕了他。由此也能看出蔣捷生活的艱辛不易。
    蔣捷生平資料匱乏的第二個原因還與他的人生際遇和性格有關。蔣捷與周密、張炎、王沂孫并稱“宋末四大家”，四人為同一時代的人，都是由宋入元的遺民詞人，都有在江浙一帶生活的經歷。
    但周密、張炎和王沂孫三人彼此之間經常有詩詞唱和，甚至連請客詞人吳文英也是當時著名的“西湖吟社”的重要成員，但是在蔣捷的詞作中唯獨不見與其他人的詩詞唱和往來。
    宋元之際的吳自牧在《夢粱錄》中記載：“文士有“西湖詩社”，此乃行都縉紳之士及四方流寓儒人，寄興適情賦詠，膾炙人口，流傳四方。”
    這一點非常重要，文人以詩詞唱和，結社填詞的風氣在宋元之際是非常流行的事情，這是當時很有名的文化交流活動，亦可稱之為宋元之際的文化沙龍。但在蔣捷的詞集中，與他人唱和的作品少之又少，這也就是說蔣捷與同時代文人的生活圈子幾乎沒有交集。
    由此可見，蔣捷不善于交際，他沒有融入到當時很流行的文化沙龍中。也可以確切地說，蔣捷是一個自恃清高、特立獨行的人。所以他的言行也就很少出現在他人的筆記中，這也導致了蔣捷生平資料的大幅留白。
    關于蔣捷生平資料缺失的最后一點，那就是他的詞風，這也是很重要的一點。從蔣捷今存的94首詞作來看，他的詞作題材廣泛，詞風多變，蔣捷的詞作之間沒有一脈相承的風格，而是表現出多樣化的寫作風格。
    他的詞作《少年游·楓林紅透晚煙青》中有“只把平生閑吟閑詠，譜作棹歌聲”，從這種寄托人生寫照的詞句中就能看出蔣捷在隱逸山水、漂泊江湖中體悟到了獨有的審美情趣，這也是他的詞風中婉約的地方。
    蔣捷的豪放之處又像辛棄疾，如在詞作《水龍吟》的小序中，蔣捷開宗明義地寫道：“效稼軒體，招落梅之魂。”他毫不隱晦地說出了模仿他人行文風格的事實。
    蔣捷詞有師承各家、雜合各家的特點。尤其是質樸俗語入詞的現象也很多，所以他的成就得不到他那個時代人的普遍認可，并認為蔣捷沒有自己的詞作風格，所以當時的筆記或者詞話中對他的記錄就很少。
    古代文學的研究是建立在大量占有古典文獻資料的基礎上的。要想對蔣捷的生平詞作有一個了解，那就要從一些古人的詞話或者筆記中尋找蛛絲馬跡，蔣捷的生平事跡僅僅在后來的一些詞話、筆記中有記錄。
    明末汲古閣老板、著名藏書家毛晉編纂的《宋六十名家詞》中選取了蔣捷的《竹山詞》，并對他的生平有記載：“竹山先生出義興巨族……先生其貌不揚，長于樂府。”
    正是從這個重要的記載中，得知了蔣捷是義興人，并且是一個精于詞律的詞人。義興、宜興、陽羨，都是同一個地方在中國不同歷史時期的不同叫法，其實就是今天的江蘇宜興。
    毛晉之所以將蔣捷的詞作選入《宋六十名家詞》，也可見蔣捷的詞作在宋詞中是占有一席之地的。《宋六十名家詞》的編者毛晉認為：“竹山詞語語纖巧，真世說靡也；字字妍倩，真六朝諭也。”
    清代胡薇元在《歲寒居詞話》中評價蔣捷的詞：“捷煉字精深，音韻諧暢，為倚聲家之矩。”明代文學家楊慎在《詞品》中評價蔣捷的詞“可為用韻之式，不獨綺語之工而已。”
    清末著名詞作家劉熙載在《藝概·卷四·詞曲概》中也評價蔣捷的詞：“蔣竹山詞未及流動自然，然洗練縝密，語多創獲。”劉熙載肯定了蔣捷詞作的價值。這一點可以與蔣捷詞中對音律的靈活運用相佐證。
    從歷代詞話可以看出，蔣捷是一位精于詞律的詞人，而且能在詞作中靈活自如地運用了音律技巧。
    從以上可知，蔣捷既是一位傲世的知識分子，又是一位精通音律的詞人。入元后，他沒有進入仕途，而是飄零江湖、隱逸山水，他在這種獨有的審美情趣中得到了人生的自由。他的生活閱歷豐富，對生命的感悟深沉真切，因而他的詞作才會有多樣化的寫作風格，才會出現多種的詞風。
    辛棄疾的詞作在語言技巧方面自成一家，廣泛地引用各種典籍和前人詩詞中的語匯、成句和歷史典故，融匯或鑲嵌在自己的詞里。辛棄疾的詞作因為博大精深，思想超妙，剛柔兼有，眾體皆備而被稱為“稼軒體”。
    所以作為后來人的蔣捷在詞作上效法“稼軒體”，是一件不難理解的事情。如這首詞作《尾犯·寒夜》：
    夜倚讀書床，敲碎唾壺，燈暈明滅。多事西風，把齋鈴頻掣。人共語、溫溫竽火。雁孤飛、蕭蕭檜雪。遍闌干外，萬頃魚天，未了予愁絕。
    雞邊長劍舞，念不到、此樣豪杰。瘦骨棱棱，但凄其衾鐵。是非夢、無痕堪記。似雙瞳、繽紛翠纈。浩然心在，我逢著、梅花便說。
    詞作以“夜倚讀書床，敲碎唾壺，燈暈明“”開篇。在寒屋深夜讀書，在昏暗的燈光下，蔣捷守著“竽火”和朋友對談，談到心事激動時，也有擊節高歌、敲碎唾壺的憤慨。凜冽的風吹響屋角的風鈴，一星燭火忽明忽滅。
    而室外就是一片蕭寒，室外景物的描寫渲染了自然界的清冷淡遠，也為詞作定下了悲慨清峻的基調。全詞以“浩然心在，我逢著、梅花便說”收結，一種豪放悲壯的情感貫穿詞尾。詞人的志向不能當眾傾吐，只能對著梅花去訴說。凌寒而立的梅花不正是詞人的寫照嗎？
    蔣捷于南宋度宗咸淳十年(1274年)中進士，由宋入元時，蔣捷三十多歲，正是“而立之年”。他生于“義興巨族”，是名門之秀，少年時期的蔣捷過著優裕的生活，正是在這樣的環境下，他掌握了豐富的知識，并考中進士。
    正待他一展才學抱負的時候，南宋就滅亡了，他由宋入元，成為了南宋遺民。入元后，蔣捷拒絕了征召，以南宋遺民自居，所以他將自己在宋元易代之際的感情、個人的命運，故國故土難離的情懷融進詞作中，這是詞人愛國情思和氣節的體現。
    蔣捷追慕辛棄疾，詞風效法稼軒體，其中有著怎樣的內在邏輯呢？如果將他們兩人的人生際遇和生活時代做一個縱向對比的話，這個問題也就不言自喻了。
    辛棄疾是力主收復的，但是他的想法并未得到采納；雖然辛棄疾一生壯志未酬，但是他初衷不改，始終高唱愛國最強音，始終關心家國命運。
    反觀蔣捷，對故國故土的人文情懷與不同時代的辛棄疾是一樣的，辛棄疾的思想對蔣捷產生了強烈的心理共鳴。辛棄疾去世四十多年后蔣捷才出生，但是辛棄疾的事跡和人格對后世產生了極大的影響。
    所以，蔣捷將辛棄疾視為異代相逢的知己，他追慕辛棄疾的人格，詞風效法辛棄疾的稼軒體，也就是不難理解的事情了。
    辛棄疾的詞作有很大一部分是表達這種情懷的，不管是詞作內容，還是思想表達上，都為時人所重。在辛棄疾生前，就已經有人將辛棄疾的詞風稱為“稼軒體”了，辛棄疾的學生范開在出版刊行辛棄疾的詞作《稼軒詞甲集》中，就首次提出“稼軒體”的說法，后來南宋詞人劉過、戴復古在詞作中都效法辛棄疾的詞風，并大力推崇。
    但蔣捷又不能像辛棄疾那樣大聲疾呼，直抒胸臆，只能以獨特的方式抒發心中的悲憤：要么借詠物寫景和描寫其他生活場景；要么以比興手法，偶然吐露一些。
    蔣捷只能把同樣的情懷寄托在韶華易逝的悲嘆中，寄托在思歸念遠、飄零江湖的詞作中。因此，蔣捷的詞作里才會有豪放磊落，悲慨清峻，飄逸灑脫的特色。
    蔣捷曾考中南宋最后一科進士，那時的他有才子的意氣，有名士的喟嘆。由宋入元，時代和他自身的生活都發生了變化，他以遺民自居，沒有再進入仕途，而是選擇了他自己的生活方式，他流寓江浙一帶，飄零江湖，終老一生。
    誠如清代詞學家陳廷焯在《白雨齋詞話》中對蔣捷的評價：“詞不必足法，人品卻高絕。”蔣捷精通詞律，他能靈活自如地運用音律技巧進行創作。他有獨有的審美情趣，所以他的詞作展現出了多樣化的風格，他與辛棄疾“異代相逢成知己”，他崇敬辛棄疾的人格，他在詞作上效法“稼軒體”。